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描述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居然也相差无几。鲁迅继续写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于将来”：

“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的资助，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就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过，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熟悉容闳的Joseph ·H·Twichell牧师所说：

“（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已经将容闳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但他在自传里说：“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也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其催促，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同意，曾答应与李鸿章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稍后，即有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旧文化】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清帝国的中流砥柱，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曾国藩希望借此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容闳却希望借此改造陈腐的东方文化，造出一个新的“少年中国”：

“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本就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那个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己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容闳后来评价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并对其前途表示悲观之后，容闳再度谈及自己对清廷的不抱希望：“（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即改革旧文化。致力于留学教育，在容闳看来正是改革旧文化的一条捷径：“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 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回奏交由总理衙门讨论。后者则转而征求直接负责此项留学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当年力主促成此项事务者，曾国藩已经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惟李鸿章多年来一直竭力支持。于是， 李鸿章的意见就成了留美幼童是否应该撤回的决定性因素。

【李鸿章无意于积极保全留美幼童】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意见是“半撤半留”，即同意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并将部分学生撤回国内，其余部分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则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后再令回国。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半撤半留，李在信中还提到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对此事的态度：“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但总体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消极的。对陈兰彬及其他士大夫们的反对意见，李基本上都表示了认可——譬如，陈兰彬指责留美幼童偏重西学荒废中学，李鸿章表示自己也清楚内情：“迩年以来，余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李更多的，是在纠缠回撤幼童的方案——“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之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请求将所有留美幼童一体撤回。奏折称：

“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讵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李鸿章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总理衙门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留美幼童一事倡议之初，曾国藩仅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提了这个建议，是李鸿章随后致信曾国藩，极力敦促他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举朝士大夫不满于开销太大，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最后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如今，连李鸿章也变得如此消极，总理衙门选择幼童全部撤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可自拔、无可救药的帝国“文化中心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1880年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在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洋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幼童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

“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李鸿章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这和刘锡鸿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国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容闳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中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陈兰彬们所不满的，是幼童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招幼童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幼童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李鸿章也无法原谅幼童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识形态的背叛。多年之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改革：

“李鸿章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了”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幼童们生活困难。幼童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幼童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